从中学到大学 语文该怎么教怎么学

教育、语文、文学,这三个话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又有千头万绪的差异。3月20日,思南读书会的两场讲座都与此相关。从文学教育到文学批评,从高中语文教育到大学中文教学,几位学者、作家展开了精彩对谈。

从中学到大学 语文该怎么教怎么学

  (左起)罗岗、倪文尖、毛尖展开了一场语文《学本》三人谈。

  语文是可教、可学的吗?

语文应该怎么教,怎么学?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《新课标语文学本》试图回答这个问题。主编倪文尖及华师大教授罗岗、毛尖展开了一场语文《新课标语文学本》三人谈。

罗岗介绍了倪文尖《新课标语文学本》编写的缘起。“1990年代末,我们这代人读的是人教社的统编教材。”罗岗来自江西,毛尖来自宁波,倪文尖来自南通。但不管来自哪里,教材是相同的,进入大学,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读到过什么,老师教了什么,他们有许多共通的经验可以分享。也正是那个时候,社会上产生了一场语文教育大反思,认为当时的语文统编教材有很大问题,例如批评为什么语文教材要选那么多政论文章,要多选审美性、艺术性文章;甚至讲到语文不需要教,应该取消语文;认为这套统编教材下的语文教育和考试制度结合在一起,都是压抑学生的天性的,让学生自由发挥就好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各省都开始编写自己的教材,选文趋向于审美、艺术的路子,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法,由此产生的主要论调是:语文不可教。

“如果把语文仅仅等同于创造性思维、文学想象力甚至语言表达能力、文章表达能力,其实是很难教的,不是一会儿就教得出来。”罗岗认为,从这个角度而言,的确可以说“语文不可教”。

但语文不止有“不可教”的一面,倪文尖在《新课标语文学本》开篇就言简意赅地提出他的观点:“语文是可以教的,学校语文教育责无旁贷。”

“在那样的背景下,大家都不敢讲语文知识,不敢讲语文除了有人文和创造性,还是有可教、可学的一面,需要顶层设计者去殚精竭虑、集思广益地研究。”倪文尖说自己最初做《新课标语文学本》的动力“不在语文而在教育”,“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和情怀。”

他在学本中提出了语文素养“五棵树”的概念,认为文化传承、精神修养、现代思维、社会应用以及语文才能五大方面的语文素养应该“齐头并进,不可偏废”。其中,放在最后的“语文才能”是倪文尖认为最重要的一棵树。

“我说语文才能是基础,中文里面‘基础’这个词很有意思,可以理解为要在基础上提高,但是另外一方面,如果基础都没有,万丈高楼怎么起?”倪文尖所说的“语文才能”其实就是“语文技能”,他认为,“以听说读写能力为核心的各种语文基本素养,语文学习的许多事实概念、原理、技能、策略、态度甚至是习惯,是可以教也好学的,是能够训练学得、浸润习得的。综合、灵活和创造性的语文实践与应用,即便就学校语文教育而言,不怎么可教,不大好学,也是可以在长期的语文生活中不断提高其水平的。”

语文学习要具体,也要“立乎其大”

《新课标语文学本》中大量采用了旁批、圈划、提点等方式,达到“辅读助学”的效果。一本书里既有波浪线,又有直线、圆点,为什么在一本书中采用这么多复杂的方式评点?

罗岗笑言倪文尖是希望将自己的思维过程展现出来,”老倪讲话为什么手舞足蹈?我们说话要一句话讲完下一句话才能讲出来,但他脑子里可能同时出现五个念头,为了把五个念头表达出来,他嘴巴在讲,眼睛和手都要动。而书是静态的,要在书里表达思维的过程,他就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记号、符号。不能机械地理解这些符号,他是希望读者能接受这样一种动态的思维过程。”

作为倪文尖多年的朋友,毛尖能理解倪文尖“圈划”背后的深意,“老倪是我们中对语言最敏感的,副词是老倪最早注意到的,评点鲁迅的文章的时候他上来就说为什么这里有个‘也’字?这和鲁迅的心理状态相关。说实在的,一般的语文老师不太会抓住这么细节的东西,他从‘也’字能抓到教育的线索,这是老倪特别牛的地方。”

同为高校教育工作者,毛尖能感受到倪文尖在《新课标语文学本》中耗费的巨大心力,“看起来圈画只是划了几条线和几个点,但是每篇文章都花了无数的心血。老倪有些文章旁边做了非常详细的批注,可能加起来只有一两千字,但是比人家写两万字的论文工作量还大。但在当前大学的机制中又并不计入学术成果,这样不计成本的付出让人心生敬意。”

“课堂是动态的,而书毕竟是静态的。”倪文尖承认希望通过“圈划”在静态的书中展现自己的思维过程,“简单地说,如果你认真地看,你大概可以还原出某种程度的动态感,这是我追求的。”

在重视圈划评点的同时,倪文尖同样重视选文,他并非简单将文章编在一起,而是通过编者的处理,在《学本》中成为整体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他希望通过选文和辅读,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,不论是应试能力,还是语文修养。

如今高中语文、历史课最为追求的依然是分数,罗岗认为这样的定位太低了,“如果不是大学选择读文史哲,实际上我们人文的修养的奠定主要是靠高中的语文和历史课,我们的高中没有哲学课,可以说你一生的修养是由高中教育奠定基础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一方面语文学习是非常具体的,另一方面又要立乎其大。《新课标语文学本》有难度,既要有考试的难度,也要有精神高度。高中语文应该告诉你怎样做一个中国人,你对中国的文化、文学的认同是什么。”

从中学到大学 语文该怎么教怎么学

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汤拥华(左二)、作家小白(右一)与另外两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雯(右二)、黄平(左一)就汤拥华的《文学批评入门》展开四人谈。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

懂文学,我们有标准吗?

当天,另一场思南读书会之“文学教授懂文学吗”也带来许多干货,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汤拥华、作家小白与另外两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雯、黄平就汤拥华的著作《文学批评入门》展开精彩的四人谈。

金雯提到,文学始终给人一种“没什么标准”的感觉,似乎好坏全凭批评家一杆笔,但文学其实是有标准的,就是杜甫说的“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”。

“所谓‘得失寸心知’,指的不是一颗心灵,而是说一类有洞见的心灵。你能从作品中读出一般读者没有读出的意义,并通过解释让人醍醐灌顶、恍然大悟,从你的想法中看到他们自己想法的影子。但在你没有说出来之前,这些影子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想法的。最具有美感的观念是说出了所有人想说但是说不出的东西,我想这就是文学批评最大的责任。”

而对作家而言,金雯认为批评家在延续作家的阐释游戏,用自己的方式阐释出作家在文本中埋伏的种种细节,并由此指出各种可能性,带来有创造性的理解,又永远留有一扇窗户,让自己的理解有被其他理解松动的可能。“这也是为什么最经典的文学作品永远不会枯竭,即使过了几百年,永远不会枯竭。”

在黄平看来,任何一种对于文学的理解一定是高度个人化的东西,我们经常说的“你不懂文学”,背后真正的意思是“你不懂我”。

“一种个人化的东西参与到普遍性的博弈中,努力地由具体性上升为普遍性。这种博弈也不仅仅是在狭义的文学内部的,而是一定要向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场域开放。”他举例过去几年在国内大受欢迎的《人间失格》,“你说太宰治懂文学吗?当然懂,但并不是说太宰治懂文学,所以我看《人间失格》。这个关系是相反的。是首先我内心需要太宰治以这样的方式写作,以此填补我在这个‘丧文化时代’的匮乏与期待,所以我才说太宰治懂文学,《人间失格》是好小说。”

与其说懂文学,不如说文学在提供理解

从作家的立场出发,小白坦言文学确实包含着“懂”的问题。“作者创作一部作品,他希望大家懂他,作品本身能唤起某种同理心或者共情。但另一方面,他不想让大家都懂,这是现代文学的两面性,实际上构成了某种文学的政治。当然本质上,作品永远在追求让更多人懂,只是现代文学有时候通过使用种种修辞和叙事技巧来设置阅读门槛,它让一部分人率先进入,然后逐渐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力,形成某种语境,最后让更多人慢慢懂得。进入20世纪后,现代文学更多是这种方式,从超现实主义到左翼文学,通过设置阅读门槛来把一部分读者团聚起来形成影响力。懂和不懂确实成了现代文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。”

小白说,作品一旦发表,就会被无数意见包围,读写之间看起来好像形成了一个对话空间,一个剧场,但实际上今天的作者和读者却越来越有一种割裂的趋势。在他看来,《文学批评入门》最好的地方在于提供了一个对话机制,告诉读者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、角度读作品,有批评、结构主义、叙事学、女权主义、阶级分析等各种各样的方式,“作者和读者之间得以沟通的对话机制,非常重要。”

在华师大中文系本学期的第一堂文学批评课上,汤拥华就和同学们说这门文学课既不是纯粹的文学研究,也不是文学鉴赏,它是一种创意写作,意思是:“我读了你这篇作品后,我感觉到你在尝试解决一种和他人沟通的困难。”

“与其说我们在懂文学,不如说文学一直在提供着种种理解,提供着关于‘什么是懂’的解释、描述或者见证。”汤拥华认为,“也许当我们说‘懂’的时候,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问题——你该怎么做?你该与对方即那个作品,与刚开始读这个作品的你自己,与同时在读的其他人建立起一种怎样的关系?”

换言之,或许没有谁一定比谁更懂文学,但人们能通过文学更懂得彼此。“平时我们和人争执,习惯于在现成的观点和立场之中做出选择,但我们在文学中会发现一些原本没有想到的可能性,会发现很多事不是简单的‘他错还是她错?’文学始终都在创造着这样一种可能性。”汤拥华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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